链条——一个在我记忆深处的老糖酒人

在一个秋日的午后,暖暖的阳光里,我把身体舒服的放进靠窗边的藤椅里,随意的翻着一本不太厚的杂志。这时候的思绪,仿佛是秋天里的一团柳絮,变的轻盈起来。一行跳入眼帘的字,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,生出了几许的感慨——“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,永远有比你年轻的孩子和比你年迈的老人”。
  踏着自行车,我第一次走进临靠中山公园的愚园路1385号,那扇有着班驳漆迹的大门,走进上海糖酒公司长宁批发部的时候,第一眼看到的,就是那个日后和我们朝夕相处的老余头,是他领着我,穿过狭窄的过道,登上一架依附在楼外的铁梯,去主任办公室报到的。
  在批发部的近10年中,我在不同的岗位上有过工作经历。那时候,在单位我还算是年轻的,我是看着、学着老同志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,逐渐的融入到这个充满着人情味,又洋溢着淳朴氛围的大家庭。
  老余头是宁波人,只身一人在上海,他住在单位,吃在单位,户口也落在单位的。就象许多在上海的老宁波一样,老余头操着一口浓重的宁波话。
  紧靠大铁门,有一间瓦片木窗的小房子,那是老酒仓库的更衣室,也是单位的收发室,更是老余头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场所,大家习惯把这间小屋,叫做‘门房间’。推开有着半截玻璃窗格的门,正面墙上,挂着一座电子钟,墙下靠着两张对峙着的办公桌,桌上有一部电话,小屋的左边立着一排木柜。办公桌是仓库保管员做帐用的,木柜是更衣箱,墙上的电子钟,便是单位作息时间的唯一依据,而老余头就是那个一到上班和下班时间,准时推上一个很大的电闸刀,让铃声响遍整个单位的守钟人。
  每天清晨,踏进那扇铁门,第一个见到的人,一定是老余头。渐渐的,和他就熟悉了。他的家人全在宁波的老家,他似乎很享受孤身一人在上海的生活。单位没食堂,在那铁楼梯的拐角处,搭建有一间很小的厨房,上楼下楼时,总仿佛能闻到老余头烧过菜后,残留在空气里的鱼虾腥味——他爱吃鱼虾。
  那时候,门房间的一部电话,既是仓库用来与业务部门和零售商店联系工作的,也是我们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。而老余头,就是那个传呼电话的热心人,时间长了,他能够很准确的分辨出,来电者和被叫接电话人的彼此关系,你经常可以看到老余头急匆匆的走进仓库,一叠声的叫着:“小张,电话——你女朋友打电话来啦”、“小王,电话——你外婆想你啦”。每每的看到老余头传呼电话的身影,听到那浓重宁波口音的多舌多语,谁都会觉得亲切,犹如能感觉到一个长辈对自己的关怀和体贴。
  我儿子小的时候,过敏性体质,常会有发病的时候,每次发病,都是来势汹汹的,剧烈的咳嗽伴随着突然的高烧。有一次我值夜班,在隔壁的饮食店吃过晚饭,刚走进单位的大铁门,老余头急急的对我说,你妈妈打来电话,我儿子病了。爱人在医院上班,那天正巧也在单位值班。我一时有点急,抬头看了看阴沉沉的天空,不知该怎么办了。老余头放下手中的碗筷,缓缓的对我说:“你赶紧去陪孩子看医生,我替你一会”。“能行吗”我迟疑的说。“有啥不行的,我在这里几十年了,没有什么不行的,你快去,快回”。仿佛我的话得罪了他似的,老余头提高了声调,容不得我再多说一句了。
  我打车回去,医生说,送医及时,孩子并无大碍。等我回到单位,已经快到晚上九点了,推开那扇漆迹班驳的铁门,我看到老余头穿着厚厚长长的值班棉大衣,端坐在门房间外的路灯杆下,那盏有着圆圆灯罩的路灯,直直的照映着他,初秋的风,有点凉了,卷起了地上的落叶。四周里暗暗的,在这深深的夜色里,老余头身体的轮廓,清晰的就象是一张经过精心构图和精细布光的黑白照片。我在他的眼睛里,看到了守望的慈祥在闪烁着,路灯下,更看到了一尊父亲般的身板……“小孩子么,有点小毛小病的,才长得大”,老余头还是那样缓缓的笑着说,转身起来,打着手电筒,拐过墙角,上楼去睡了。风停了,周围是那么的宁静,路灯下,我久久的伫立着,眼眶里,滚动着热热的泪水。
  事后第二年的“六.一”儿童节,单位组织有适龄儿童的职工,带上自己的子女去中山公园看花展,我特地带着孩子,走到老余头的面前,让孩子向他问个好。老余头看着我儿子胖胖的脸对我说:“你儿子都这么大了,我也该老啦”。
  孩子浑然不知道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发生过了什么,我却一直还记得那盏路灯,那个身影……
  老余头做什么事都认真,认真得让人感觉到他的倔。他的工作岗位不属于任何一个仓库,但无论是香烟仓库还是老酒仓库,忙碌的时候,都会时不时的出现他的身影,听到他那浓重宁波口音的话语。那时,食品商店有零售散装酒的,那些白酒、黄酒灌装在粗陶制的酒坛里,坛口有一大砣夹杂着草筋的泥封口。酒厂送酒到批发部的时候,搬运工把一个个酒坛卸下,排列在空旷的场地里,我们再用一种有着一个圆箍的小车,把酒坛移至仓库。因为仓库场地有限,酒坛是要垒叠入库的,而垒叠酒坛,既是一个力气活,更是一个技巧活。第一层必须排列安放踏实,垒叠第二层时,要把重达50多斤的酒坛抱起,略斜的依次垒放在下层四个酒坛的肩膀处,稍有不妥,酒坛就会因重心偏移,底座松动而滑落破碎。
  那是一个酷暑的下午,酒厂送来了一车散装白酒,一百多只酒坛,仿佛兵马俑似的排列在批发部的场地上,粗壮的酒坛犹如壮士的身躯,散发着青灰色的雄浑,阳光照射着坛口的泥封,在场地上投下了一个巍巍壮观的阴影方阵。这时候,老余头第一个出现在了场地上,推起小车,把酒坛往仓库里移——兵马俑的阵势也开始移动了。当大家一起把酒坛往仓库移的时候,老余头开始垒叠第二层的酒坛了,只见他,抱起酒坛,稳稳的放在下面四个酒坛的肩膀处,然后直起身,又弯下腰,抱起第二个……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,渐渐的被渗出汗水染成了深色。酒库的小张在老余头那里学得了一手堆坛的手艺,当所有的酒坛堆放完成后,老余头对小张说,如果能堆三层的,那才叫本事呢。语气里,满是倚老卖老的神气,让人觉得,他真象那个三国演义里的老黄忠。说着,他真比划着要堆给大家看。小张赶紧阻拦,并随手递上了装有大麦茶的大搪瓷杯。老余头咕嘟咕嘟灌了几大口,不服气似的,转身去墙角处的水龙头边擦汗了。小张悄声对我们说,余师傅能堆三层,可是他老了,抱酒坛上三层,力不从心了。
  到过年的时候了,散装酒的销售很好,酒厂隔个三天、五天的,就要送酒来,仓库的仓位也越发的局促,酒坛需要码堆三层,才能腾出地方堆放其他商品。那是在一个洒着雨丝的下午,雨水把场地上一排排酒坛淋得湿湿的,酒坛象是被抹上了一层油似的锃亮。小张和同事们,小心翼翼的抱起酒坛,倚靠着胸前的橡皮围兜,一层,两层,三层,稳稳的靠着墙,一溜儿的堆成一个方阵。这时候,老余头打着一把油布伞,站在空旷的场地当中,他默默的看着那排酒坛,又远远的看了一眼小张,一丝从心底折射到眼睛里的神情,有些淡淡的失落,又有着几许欣慰。雨丝顺着伞沿流下的雨滴,打湿了他的裤脚。我仿佛能听到老余头的喃喃自语,小张,到底是年纪轻啊,我老了。
  老余头,我,小张,仿佛就象是一根延伸着的链条,在这根链条的连结里,年岁的齿轮让每一个链圈停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,而一种精神却在这样的连结中得到了延伸。
  时光荏苒,转眼十多年过去了,原来的糖酒批发部因转制而撤消了,我也离开批发部好多年了。那扇漆迹班驳的大铁门早已没有了,那堆放酒坛的场地,现已改建成了一家超市。一直没有了老余头的消息,当我看到身边的年轻人时,心里常会想起老余头。如果他还健在的话,应该有八十多岁了吧。真想邀他一起回来看看今天的糖酒!

(捷强配销中心 高作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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